明中叶以后，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，由于人口的增加，城市的发展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，粮食反而不能自给，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。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，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。《古今小说》中曾描写万历时，徽陈商以二三千两银子作本，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。这表明，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经大有人在了。

　　万历初，苏州发生灾荒，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，而其中“徽人尤众”。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苏州粮价大涨，饥民强借徽商之米，遭到官府的弹压，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，差一点酿成大乱。这两件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；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。入清以后，苏浙福建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，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。雍正以后，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。乾隆时，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沿江东下，适逢汉阳发生灾荒，他就在该地一下子抛售川米数万石。

　　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。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之后，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，满载而归。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，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涨落。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，自愿从江西、湖广运米至江苏“平粜”。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，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。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30万石，随时随地发卖。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一斑。